本报（chinatimes.net.cn）记者葛爱峰见习记者齐萌深圳报道
近日，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修订稿，其中，第七十八条在“临终决定权”上做出了大胆突破，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“不要做无谓抢救”，医院要尊重其意愿，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。由此，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。
对此，上海大学法学院国际医疗法研究中心主任、副教授金成华对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：“深圳‘生前预嘱’立法试点的重要意义就在于‘观念引导’和‘制度创新’两个方面。从制度层面推动传统观念的变化，临终时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权得到了法律的尊重和保障，这是国内首创，具有较大的象征意义。为今后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范例。”
不过，金成华也提醒道：“‘生前预嘱’乃至‘尊严死’并非是简单的法律问题，它牵涉到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权，也会引发哲学领域深层次思考的问题。而且，其制度化要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主张。在尚未形成充分论证和认同的情况下，如果草率立法将会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和纠纷。因此，我国始终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。”
深圳试水“生前预嘱”
所谓“生前预嘱”就是针对临终前广为流行的过度抢救和过度医疗而提出的概念。此前，该理念在民间频繁试水，而此次深圳将其入法，是一次保障“人权”的重大突破。
为此，《华夏时报》记医院住院部发现，不少患者及家属向记者表示“有这个需求，也非常想亲身体验一下！”但也有不少患者认为“为了家人，我还是会选择过度治疗来延长生命。”
《条例》修改稿第七十八条对“生前预嘱”规定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，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，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：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、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，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，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。
并且，《条例》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，都作出了明确要求。在内容上，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思表示；在形式上，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，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。并且，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，有患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，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。这一明确要求确保了此类预嘱的真实性和效力，避免了后续纠纷的产生。
目前，深圳公证处已办理3宗生前预嘱公证，通过公证的方式，确保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得到尊重和执行，并在司法实践中总结有益经验，保障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落地实施。
北京盈科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珺表示：“‘生前预嘱’首先将保障患者意愿最大程度地得到尊重，实现对患者人格利益的保护；其次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，解决家事纠纷，避免家属之间的意见分歧；再次，在社会效益层面，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，避免过度医疗和无效医疗，将有限的医疗支出转移到预防和保健上来。”
对于“生前预嘱”为何在深圳首先入法，领悟时代数字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唐树源对本报记者表示：“一是此次立法是在年施行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的基础上修订的，当时这部地方法规就是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‘基本法’，有了充分的修订基础；二是，深圳在年4月17日成立了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，这是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，由深圳市8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发起，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；三是，深圳经济特区具备先行先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，人民对于‘生前预嘱’的新理念能更容易更快接受和推广。
能否在全国推广
实际上，“生前预嘱”是由“LivingWill”一词翻译而来，最早是由伊利诺伊州律师路易斯·库特纳（LuisKutner）在年向美国安乐死协会（EuthanasiaSocietyofAmerica）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，并于年在法律期刊上发表。
目前，全球已有3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合法使用“生前预嘱”以及功能相似的一系列文件，如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以色列、瑞士、印度等。但在部分国家，“生前预嘱”仍未被法律认可，如日本。然而日本私人组织NihonSongenshiKyōkai（日本尊严死亡协会）为成员提供了一种在该组织注册的半标准化的“生前预嘱”表格，但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。
对此，金成华也指出，“不管是早期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西方国家，还是近期实现制度化的韩国、我国台湾地区等周边国家和地区，其制度化并非其社会争议的结束，反而引发更尖锐的社会争议。这一点是我国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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